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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志良 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196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 君与洛

林则徐的后代当了首任新中国驻委大使

作者简介

黄志良 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后代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当首大使君与洛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1960年调入外交部,任新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中国驻委1980年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林则1985年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后代1989年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当首大使1991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新

本文内容

我国同委内瑞拉宣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是中国驻委在1974年6月28日,比中国与巴西建交只早一个半月。林则剩下四个西语国家——厄瓜多尔、后代哥伦比亚、当首大使玻利维亚和乌拉圭,任新也都在之后若干年里先后与我国建了交。中国驻委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建交进程基本结束。

委内瑞拉是个盛产石油的国家,不仅它的国家命运与石油息息相关,在它同我国建交和发展友好关系过程中,石油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

19世纪30年代中期,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兴起时期,首批华侨从巴拿马和特立尼达岛等地辗转来到委国定居谋生,开始了中委民间交往的历史。

国民党政府与委内瑞拉自1941年起建立了外交关系,由派驻古巴公使兼驻委公使,两年后转为派专任公使。1958年,双方宣布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首任大使”,但无实质性往来。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民间往来增多。到了1973年,在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国际影响逐步扩大的形势下,尤其在秘鲁、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的浪潮推动下,委内瑞拉政府开始与中国接触,也有了与中国建交的愿望。

那年7月中旬,应委方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率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委内瑞拉。代表团抵委后,对方果然主动提出谈判建交问题。委方建议,选择秘鲁首都利马作为两国谈判建交地点。

1974年7月24日,中央批准了外交部关于中委建交谈判在利马举行和指定焦若愚大使为谈判代表的请示报告。8月3日,焦大使约见委驻秘大使拉法尔,主动告知对方中国政府同意委方谈判建议。不久,两国代表便在利马正式开始建交谈判,经过两轮会谈,基本达成共识。

1973年12月,民行党新领导人卡洛斯·安德雷斯·佩雷斯在大选中胜出。佩雷斯上台执政后,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委政府于1974年4月宣布与台湾断交。

委内瑞拉国内政权的交接、政局的变化,以及“文革”后外界对中国还普遍存在的疑虑,使两国间的建交谈判停停谈谈,延续了将近一年,最后基本达成协议。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

这年春天,正值联合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第三届国际海洋法会议,我的妻子刘静言接到了随出席该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前往加拉加斯的任务,团长是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副团长为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凌青。会议期间,中委有关官员就两国建交事宜进行最后谈判。我听了自也是兴奋不已。

两个多月后,在我们热切的期待中,前方报回消息:谈判进展顺利,委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方承诺支持委内瑞拉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并正式建议两国在加拉加斯签署建交公报。

1974年6月28日上午,加拉加斯市的天空万里无云,艳阳高照,委内瑞拉外交部大厅里喜气洋洋,中国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及其他成员抵达时受到了委内瑞拉外交部官员的热烈欢迎。

建交签字仪式上,外贸部副部长柴树藩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埃弗拉因·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了字,当两位部长热情握手互相祝贺时,大厅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1974年6月28日,中国外留部副部长柴树藩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了字,并热情握手互相祝贺。

1974年6月28日,中国外留部副部长柴树藩和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沙赫特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建交公报上签了字,并热情握手互相祝贺。

由于中委建交适值国际海洋法会议期间,大厅里挤满了前来采访的各国新闻媒体,气氛十分热闹。签字后,双方都发表了讲话。

埃弗拉因·拉法赫外长表示,中委建交公报“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意味着在委内瑞拉的历史和外交史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委内瑞拉尊重别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也希望别国尊重委内瑞拉”。

柴树藩副部长则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新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与发展友好关系,并一贯遵循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记者会结束后,中、委政府同时对外发表了两国建交的消息,国际媒体也纷纷报导了这一引人注目的新闻。妻子事后回忆说,她翻译讲话时被这么多记者包围着,开始时还真有点紧张,然而整个气氛是那么热烈和友善,她的那点儿紧张情绪很快便被亲切的氛围消融了。

由于是在会议期间,代表团对这次活动并未专门安排摄影人员,看到第二天当地报纸发表的大量报导和照片,代表团的人都后悔没有能拍下这一历史镜头带回国内。

正在议论之际,几位旅居加拉加斯的华侨代表兴高采烈地赶到代表团住处,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送给代表团的礼物竟是一本精美的册子,里面贴满了各报刊载的报导中、委建交的消息、评论和照片。这是一份华夏儿女情同此心的绝妙纪念品!

妻子带回来的另一件礼品是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埃弗拉因·拉法赫送给她的,那是在双方谈判获得圆满结果的当晚,埃弗拉因·拉法赫外长设宴款待中方谈判代表,双方像老朋友一样,气氛十分亲切友好。告别时,这位外长送给中方人员每人一份礼品,并与每个人热烈拥抱。

妻子得到的礼物是一套描绘加拉加斯景色的彩画,简练的笔触以及展现在画面上的美丽南美风情让我们由衷赞叹。我们为它配上镜框后,一直挂在自己家的墙上。多少年过去了,这幅画总能唤起我们对一段难忘往事的回忆,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

历史常常会出现许多的巧合,参加建交谈判的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凌青和委内瑞拉外交部国际政策总司长冈萨雷斯,后来都先后被任命为两国的互派大使,一段历史的参与者又成为这段历史的续写者。

1976年,凌青与张联在委内瑞拉使馆大楼门前。

1976年,凌青与张联在委内瑞拉使馆大楼门前。

建交公报签字后不久,我国政府即任命凌青为首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外交部的老同志都知道,凌青是林则徐的后人,原名林墨卿,在燕京大学参加地下党时为了不连累家人,改名凌青,既是谐音,又含壮志凌云之意。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像他这样既懂外文又富有革命热情的年轻人被调到了外交部。在1949年11月8日举行的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凌青坐在前排,当有人向周恩来总理介绍到他时,周总理鼓励他说:“林则徐的后代搞外交就更要爱国了!”从此,凌青不论在哪里,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换,心里总是牢牢记住周总理的话。

凌青也可算是我的老上司,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早在50年代就与拉丁美洲“沾上点边儿”了。

建国初期,凌青在外交部美澳司任美国科科长,后任专员,分管拉美。但参加中国与委内瑞拉的建交谈判,以及后来被任命为驻委内瑞拉首任大使倒并不是因为他曾经与拉美“沾上点边儿”,而是因为1971年之后他已调任国际条法司副司长。此次参加国际海洋法会议是他的“分内之事”,因而才与委内瑞拉“沾上了边儿”。

第二年10月,凌青大使正式履任;同年12月,委内瑞拉首任驻华大使桑切斯卡雷罗也抵达北京。凌青大使在其任内对委朝野做了大量友好工作,坚持不干涉内政、广交朋友,极大地促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

1978年凌青离任回国时,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授予他“玻利瓦尔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所作的努力。

继凌青之后,又有多位部内资深外交官相继出任驻委大使,如曾任美澳司司长、副司长的郑为之、陈德和等人,我是第六任驻委大使了,那时中委建交已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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